說到台灣茶常以喉韻淳厚的烏龍茶、花香悠揚的包種茶與回甘清香的高山茶為代表。許多國人似乎對台灣產的紅茶有些陌生，甚至不覺得台灣紅茶可以媲美外國的紅茶。然而，台灣的紅茶也曾經輝煌過，甚至是台灣茶葉外銷的主力，與英式紅茶生產大國印度、錫蘭(斯里蘭卡)、印尼並駕齊驅。台灣紅茶品質優異，值得大家細細品味。而台灣紅茶發展的故事，同樣值得回味。

台灣紅茶的開端

大約是1870年代，福建小種功夫紅茶製作的技術傳入台灣，開始有茶農利用小葉種製作紅茶。後來1889台灣首任巡撫劉銘傳，經英國商人的介紹，招聘印度阿薩姆的技師指導英式的紅茶製造，只是這些製茶的技術未能獲得茶農的廣泛接納，使紅茶產量還是相對烏龍茶與包種茶稀少。

紅茶能夠在台灣興起，要歸功於日本政府，雖然紅茶原本不是日本熟悉的茶類。在英國於殖民地印度大量機械化生產的紅茶後，印度產的紅茶運銷到世界各地搶占茶葉市場，日本的綠茶外銷也逐漸被蠶食，出口量逐漸下滑，就連中國茶也從英國進口量的九成逐年下滑到五成左右。

國際茶業大環境的變動下，日本政府也試圖學習紅茶的製作技術，在明治九年派官員去印度阿薩姆、大吉嶺考查紅茶生產。由此可見日本為了接軌世界的飲茶市場，願意在茶產業做出一些改革。

非常有趣的是，明治二十九年(1986)日本駐孟買領事吳大五郎，在《印度內地巡回復命書》中提到了台灣。此份報告是關於印度國情調查與經濟發展狀況，其中吳大五郎在大吉嶺茶業實況下了結論:

「已隸屬於我國版圖的台灣，同屬茶產豐富且多瘴癘之地，我們的民政官員，有必要從事當地的文化建設，振興當地的產業，建設另一個大吉嶺。」

這份報告發表的時間，是簽訂馬關條約(1985年簽訂，清朝割讓台灣給日本)的隔年。日本駐外官員在那就有將台灣建設成日本大吉嶺的想法，可見日本政府對台灣茶業抱持甚高的期望。

日治初期，1901年首先在文山之深坑庄及桃園龜山之楓樹坑，設立茶樹栽培試驗所，而後又在桃園之草湳坡(今平鎮)，建設機械製茶試驗場，引進大型的傑克遜揉捻機開始紅茶實驗，後來平鎮製茶試驗所試製紅茶成功後，台灣首批紅茶出口400公斤。

此後幾年，台灣總督府撥款補助日本台灣茶業株式會社，做為擴產紅茶海外市場的紅茶費用。總督府願意做這項投資，某個層面來說是想要打破洋行長期在台灣茶葉的壟斷，希望發展紅茶，以減少烏龍茶生產，加速日本商社進入台灣的茶產業。

十年磨一劍，霜刃未曾試

紅茶是台灣繼烏龍茶、包種茶兩大茶類出口後新興的茶類，然而台灣的紅茶起步不是很順利。當時世界之紅茶生產國家如印度、錫蘭，已經採逐漸機械化製茶，在降低成本的同時也穩定製茶品質，而台灣紅茶相對來說製造技術欠佳，所以不受到國際市場青睞。雖然受到日本政府補助，紅茶的外銷並不理想，甚至一度萎縮面臨危機。

紅茶市場外銷雖遇到衰退，不過危機就是轉機，開始從各方面檢討加以提升紅茶品質。除了北台灣的茶業試驗單位，日本人也開始在台灣其他地區尋覓生產紅茶的據點。早期紅茶生產曾以小葉種「黃柑」製作紅茶，但滋味不夠香醇不受到歐美市場接納，歐美消費者喜愛的則多為印度阿薩姆大葉種製作的紅茶。

為了提升紅茶品質與口味，1926年從印度阿薩姆省引進Jaipuri、Manipuri、Kyang茶籽進行試驗，並再南投埔里、魚池、水里等地進行試種，最後發現魚池地區茶樹生長良好，製做的紅茶品質極為優良。

種植出高品質的阿薩姆紅茶後，日本政府在日月潭北邊建立了「魚池紅茶試驗支所」，也就是現今茶業改良場魚池分場，持續投入大葉種紅茶的品種改良與育種工作，除了引進其他品種紅茶也將台灣原生種茶樹做雜交試驗。南投魚池成為臺灣之阿薩姆紅茶生產中心，此後許多日本製茶企業在南投地區開墾阿薩姆品種的茶園，從印度引入紅茶製作技術，並建造新式製造紅茶工廠。

茶業改良場魚池分場錫蘭式紅茶工廠
資料來源：國家文化記憶庫

台灣日治初期開始較大量的紅茶生產，初期的外銷成果不慎理想，外銷沉浮了近二十年，慢慢從茶葉試驗與生產技術改善，最後台灣紅茶品質逐漸跟上國際市場的標準。1930年，恰好遇到世界紅茶生產大國印度、錫蘭、爪哇及蘇門答臘等國，因互相競價使紅茶價格低落，為了改善商品價格於1933年聯合締約「國際茶葉限制生產協定」，嘗試減少紅茶的供給量來提高價格。沒有加入協定的三井公司趁勢努力擴展台灣紅茶外銷，於是台灣紅茶外銷從此一躍而起，隔年紅茶的外銷量及成長4倍，三井株式會社產製的日東紅茶外銷的成績亮眼。後來紅茶出口的量在1934年左右已經與烏龍茶及包種茶平起平坐了，此後接連出口量超越烏龍茶及包種茶，成為台灣外銷的主力。